当前位置 ：首页 > 历史上的11月2日 > 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

　　在日本的中国学生

　　1905年11月2日，日本文部省徇清廷要求，颁布《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》。中国留日学生到1905年已增至8000人，革命倾向日趋强烈。日本政府此时出于其外交目的，加上其近年对中国人一贯的蔑视心理，于是颁布了一个对中国留日学生有相当限制和侮辱性的条款。并且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。4月，文部省就曾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，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，其中可能有人议论本国政治，举动不当，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，使彼等不失学生本分。

　　这一举措自然要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，一场中国留日学界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由此展开。11月27日，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，详细罗列理由，要求取消《规则》中的第九、十两条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孙、黄都不在日本，孙文去了东南亚募款，黄兴则经香港回到中国策动起义。因此，同盟会在东京的事务，实际上是由声誉鹊起的宋教仁在打理。日本方面的情报就如此记载道：“自黄兴离日后，宋教仁就是在日本的清国革命党员的首脑，负责一切事物”，“宋是在日本的革命党的中心”。

　　因此，在这个反取缔斗争中，宋教仁自然而然就站到了前列。

　　然而，此时同盟会内部对于这场斗争有着不同的意见。

　　亲孙系的胡汉民、汪兆铭等人是所谓的“稳健派”，他们不愿因此事得罪日本政府，主张忍辱负重，以便在日本继续求学。这一派居于少数。

　　以宋教仁、秋瑾等为首的多数，则是“激进派”，主张坚决反抗，甚至不惜退学回国。“鉴湖女侠”秋瑾就是在这次风潮中，与数百留学生一起，登轮回国，到家乡闹革命去也。

　　两派激烈辩争，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，因而往往不欢而散，闹了许多不愉快。这一次分歧也给宋教仁与胡、汪等人的关系留下了阴影，此后，双方虽同处一地，也很少来往。

　　大佬们都掐架，小弟们自然就更是闹得一塌糊涂，以至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不想承担责任，纷纷辞职不干了。

　　这种窝里斗的行径落在日本人眼里，惯于蔑视“清国人”的日本人不免幸灾乐祸，在报纸上大肆渲染，讥笑中国留学生是“乌合之众”，并恶毒地咒骂中国留学生是“放纵卑劣”的一群。

　　事情发展至此，就到了整个事件的高潮：1905年12月8日，时年30岁的陈天华愤而留下一纸万余言的《绝命书》，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，以期唤醒同胞。

　　陈天华的以身相殉，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，一时间人人震动。

　　作为陈天华的至交好友，痛失良朋，宋教仁的悲伤可想而知。短时间内，他连续写了几篇文章，如《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》、《烈士陈星台小传》，以纪念自己的好友。

　　陈天华死后一个月，宋教仁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他某天醉酒时想起好友，忍不住“倒卧于席上，仰天歌陈星台《猛回头》曲，一时百感交集，歌已，不觉凄然泪下，几失声”。

　　随着时间推移，到1906年初，继续坚持反取缔斗争，“于情于理于势”，既不必要，也不可能，宋教仁与胡瑛等人便取得多数代表的同意，宣布了复课，结束了这一次风潮。